建筑公司“項目部”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及責任承擔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深入推進，建設工程施工領域中的法律風險與合規問題亦日益凸顯。本文立足于我國現行法律框架與實務經驗，旨在剖析建設工程施工領域中“項目部”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及責任承擔，探索風險防范與爭議解決的路徑，以期為行業參與者提供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價值的參考。
一、建筑公司“項目部”的性質
關于建筑公司“項目部”的性質，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筆者從檢索的案例中發現，2020年以前，法院趨向于將“項目部”認定為“分支機構”。而在2020年以后，法院趨向于將“項目部”認定為“職能部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院”）的裁判觀點，也呈現出將“項目部”從分支機構認定為公司內部職能部門的趨勢。具體如下：
最高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3341號《民事裁定書》載明：“本案中，湖南建工集團銅川項目部系湖南建工集團為銅川項目而專門設立的組織，有固定的場所和相對獨立的經營管理機構及財產，并可以進行材料采購、租賃及工程相關業務，故原審法院認定該項目部具有分支機構的特征并無不當。”從該份裁定書可以看出，最高院將“項目部”認定為公司的“分支機構”。
而，最高院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申1256號《民事裁定書》載明：“案涉項目部作為海力公司內設臨時機構，在海力公司未明確授權對外擔保的情況下，其所簽的保證合同無效。姚洪明知案涉項目部系海力公司為進行工程施工建設而臨時設立的職能部門，仍與汪桂峰簽訂借款擔保合同，具有明顯過錯。依照上述司法解釋規定，因保證合同無效而造成的損失應由姚洪自己承擔。故對姚洪請求海力公司作為保證人承擔清償責任的再審主張亦不予支持。”在這份裁定書中，最高院將“項目部”認定為公司臨時設定的“職能部門”。
二、建筑公司“項目部”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及責任承擔
筆者通過檢索不同地區的裁判案例，發現法院對于“項目部”對外擔保的法律性質、承擔責任的裁判觀點也有所變化。具體如下：
（一）2020年以前，法院趨向于將“項目部”認定為“分支機構”，“項目部”對外擔保，公司需對分支機構的民事責任承擔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2023修訂）》第十三條第二款：“公司可以設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公司承擔。”之規定，分支機構的民事責任由公司承擔。根據筆者檢索的案例，2020年以前，法院趨向于認定“項目部”為“分支機構”，公司需對分支機構的民事責任承擔責任。
除此之外，還需結合案件事實本身分析“項目部”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如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吉林省高院”）作出的（2021）吉民申2404號《民事裁定書》中，吉林省高院認定案涉債權人為普通的勞動者，對其合理的注意義務不能過于嚴苛，并認定案涉項目部作擔保的行為有效，公司應當對案涉債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下所示：
（二）2020年以后，法院趨向于將“項目部”認定為“職能部門”，職能部門對外擔保需由公司追認。但也有法院將“項目部”認定為“分支機構”，并認定在“分支機構”對外擔保經公司追認或構成表見代理的情形下，公司承擔保證責任
從近幾年的司法裁判觀點來看，2020年以后，法院趨向于將“項目部”認定為“職能部門”。已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擔保法司法解釋》”）第十八條規定：“企業法人的職能部門提供保證的，保證合同無效。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保證人為企業法人的職能部門的，因此造成的損失由債權人自行承擔。債權人不知保證人為企業法人的職能部門，因此造成的損失，可以參照擔保法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和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處理。”法院適用《擔保法司法解釋》第十八條之規定，認定“項目部”簽訂的保證合同無效。
雖然，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制度的司法解釋》”）已將《擔保法司法解釋》第十八條規定的內容刪除。但，在此種情形下，法院從分析“職能部門”是否構成表見代理、公司有無追認、債權人有無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等角度，判定“項目部”作為“職能部門”作出的保證是否有效、是否對公司發生法律效力，進而分析公司是否承擔保證責任。
SHUREN
筆者建議
雖然從上述司法裁判的趨勢來看，就“項目部”對外擔保的行為，法院趨向于認定“項目部”簽訂的保證合同無效、對公司不發生法律效力。但是，結合具體案件，不排除法院認定“項目部”對外擔保具有表見代理的權利外觀、公司需承擔相應的保證責任的可能。
如筆者近日代理的一起運輸合同糾紛中，建筑公司項目經理以公司的名義對外擔保，經青海省內某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該法院認定：項目經理代表公司履行職權，具有代表公司的權利外觀及相應的代理權限，其提供擔保的承諾應為有效。即使公司章程約定對外擔保需經股東會決議，該章程不具有對世效力，作為公司內部決議的書面載體，它的公開行為不構成第三人（債權人）應當知道的證據。第三人（債權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在公司不能舉證證明債權人存在惡意的情形下，應當認定債權人為善意第三人。據此，該中級人民法院判令公司對案涉債務承擔保證責任。因此，法院在審查“項目部”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時，也會結合具體案件事實，從多個角度分析公司是否應承擔保證責任。
同時，《民法典擔保制度的司法解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擔保合同無效，人民法院應當區分不同情形確定擔保人的賠償責任：（一）債權人與擔保人均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的賠償責任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二）擔保人有過錯而債權人無過錯的，擔保人對債務人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三）債權人有過錯而擔保人無過錯的，擔保人不承擔賠償責任。”根據該法律規定，在“項目部”因無公司授權、無表見代理權利外觀等，簽訂的擔保合同無效的情形下，并不意味著公司免除賠償責任。法院會審查債權人、擔保人是否存在過錯，如公司內部對于“項目部”印章的管理是否規范、債權人作為商事主體是否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等，綜合分析公司是否承擔保證責任以及承擔保證責任的方式（如吉林省高院作出的（2021）吉民申2404號《民事裁定書》）。
因此，筆者建議建筑公司需加強對“項目部”的管理，尤其是印章管理，如明確“項目部”不得以公司的名義對外擔保、定期抽查“項目部”印章的管理狀況、在“項目部”張貼公司管理制度等，確保“項目部”規范用印，規范公司對外承擔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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