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疑難問題——境外中資銀行參與境內擔保人破產程序研究—以A銀行為例
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與國際融資活動的常態化，境外銀行，尤其是境外中資銀行，在中國企業全球化融資結構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支持境外項目或境外關聯公司融資過程中，境內擔保作為核心增信手段被廣泛使用。然而，境內擔保企業一旦因資不抵債進入破產程序，境外中資銀行作為擔保權人如何依法參與程序并實現其債權，面臨一系列跨境法律適用、登記合規、清償受限等實際問題。本文擬以A銀行參與境內企業C公司破產重整的全過程為例，梳理其參與債權申報及審查、重整計劃表決及清償的各環節，并結合現行法律制度對相關實務困境進行分析，以期為境外中資銀行在類似情形下提供可參考的操作經驗與制度反思。
一、案例概述
SHUREN LAWYER
一家注冊于東南亞某國的境外中資銀行A（以下簡稱“A銀行”），為境外某中資企業B公司提供貸款支持。C公司系境內有限責任公司，為其關聯企業B公司上述融資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該擔保合同雖有效設立，但未在國家外匯管理局辦理對外擔保登記手續。此后，C公司因經營困難進入破產重整程序。破產重整期間，B公司的貸款未到期。且仍在正常履約，尚未出現違約情形。A銀行在知悉C公司進入重整程序的消息后，向C公司管理人申報了債權，并經法院裁定確認，該筆債權被認定為普通債權。
根據C公司經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法院裁定批準的重整計劃，普通債權的清償方式為“部分現金清償+剩余部分債轉股”。然而，A銀行作為境外中資銀行，依據現行商業銀行法相關制度，無法直接持有境內非上市企業股權，且由于擔保關系未完成登記，其也無法直接受領現金清償款項。為此，重整計劃特別安排：對因自身原因等無法持有C公司股權的，經向管理人申請并由管理人報法院后，該類債權人按重整計劃可獲清償部分由管理人指定的代持機構進行預留或提存，預留或提存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年，自重整計劃執行完畢之日起計算。截至目前，A銀行所申報的債權仍處于提存狀態，尚未實現實質性受償。
本案中，A銀行如何參與C公司的破產重整程序進行申報、并就重整期間債權人會議審議事項進行表決，并在重整計劃通過后獲得C公司清償的現金及股權而實現債權，是值得研究的法律實務問題。
二、債權申報階段
SHUREN LAWYER
（一）
制度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企業破產法》）對境外債權人并未作特別排斥性規定，境外債權人依法享有與境內債權人同等的權利。根據《企業破產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時對債務人享有債權的債權人，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行使權利。”該條款未區分境內外債權人，而是以“債權人”作為統一主體，賦予其平等的程序參與權。
因此，A銀行雖系境外中資銀行，亦有權依據《企業破產法》規定，作為債權人參與C公司破產重整程序并申報債權。但在具體材料提交和形式審查方面，境外債權人與境內債權人存在一定差異，實務中需履行更為復雜的證明手續。
（二）
債權申報材料
在破產程序的債權申報和審查實務中，管理人通常參照適用民事訴訟的規則，對債權人提交的材料進行形式與實質審查，主要包括：債權人主體資格證明、授權委托材料、債權形成的證據材料（如合同憑證、結算單據、生效法律文書）等。債權人通?？赏ㄟ^郵寄、電子郵件或管理人指定的線上申報系統提交上述材料，但需確保申報材料的有效送達，并配合完成原件核驗。
對于境外債權人，除上述一般性要求外，還需滿足以下特殊要求：
1.外國主體身份證明及授權委托書的公證與認證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五百二十一條規定，外國企業或組織在中國參與訴訟或法律程序，其身份證明和授權委托書應當經所在國的公證機關公證，并經中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如兩國間有條約規定的，可以按條約執行。另據《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十八條規定，外國當事人在我國境外出具的授權委托書，未完成必要的公證認證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認可其訴訟代理人資格。破產實務中，管理人對代理人資格的審查同樣參照該標準執行。
本案中，A銀行作為在東南亞某國注冊的中資銀行，其委托代理人參與C公司破產程序，應提交經所在國公證、并經中國使領館認證的主體證明及授權文件。未完成認證手續的，其代理人將無法取得合法程序參與資格。
2.外文材料翻譯及譯文公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七條的規定，境外債權人提交的外文書證材料，必須附有中文譯本，以便管理人和法院審查。中文譯本的準確性直接關系到債權內容的理解和確認，實踐中應由具備專業翻譯資質的機構出具，并附具譯者簽字或蓋章的說明文件。
在證據及譯文的公證認證方面，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六條第一款僅對“公文書證”提出了必須公證的要求，但在司法實務中，管理人及法院通常對所有來源于域外的證據材料真實性審查較為嚴格。即便是合同、函件等“非公文”性質的書證，也常被要求提供相應的輔助證明材料，如翻譯件的合法來源說明、原件出具主體的背景介紹、對賬函與付款憑證的關聯性說明等。
為避免形式審查障礙，建議境外債權人參照公文書證的標準辦理所有核心證據材料的認證手續。具體而言，如所在國家已加入《取消外國公文書認證要求的公約》（即《海牙公約》），可通過加注（apostille）方式完成證明；若未加入該公約，則應履行傳統“雙認證”程序，即先由該國公證機關進行公證，再經中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后方可具有效力。
本案中，A銀行所在國并未加入《海牙公約》，因此其債權申報中使用的貸款合同、最高額保證合同、賬戶對賬函等文件及中文譯本，均應完成上述“雙認證”程序。若缺失認證或翻譯不準確，管理人有權要求補正，影響嚴重的甚至可能影響債權的確認。
三、債權審查階段
SHUREN LAWYER
在破產程序中，管理人對債權的確認不以債權人申報而當然成立，而需依法對債權的真實性、合法性、時效性等進行實質審查。對于擔保債權而言，管理人通常需重點關注主債權是否真實存在、擔保合同是否有效、擔保責任是否成立、擔保范圍是否明確等事項。
本案中，A銀行依據其與境外借款人B公司之間的貸款關系，主張其對最高額保證人C公司享有擔保債權。盡管B公司未產生違約情形，擔保責任尚未實際發生，但因擔保合同已成立并具備確定的擔保額度，且合同成立于C公司進入破產程序之前，因此符合《企業破產法》第四十七條關于附條件債權可以申報的規定，管理人據此確認該筆債權，債權性質為普通債權。
需要指出的是，該擔保雖未在國家外匯管理局辦理內保外貸簽約登記，但該登記瑕疵并不影響擔保合同的成立與效力，亦不構成其在破產程序中作為普通債權予以確認的障礙。然而，該擔保未完成外匯登記手續的事實，直接影響A銀行后續清償權利的實現。根據《資本項目外匯業務指引（2024年版）》第一部分第六條第二、三款規定，非銀行機構擔保履約需憑加蓋外匯局印章的登記文件辦理購匯及對外支付；如未登記，擔保人須先申請補登記。而補登記需經外匯檢查部門審核，并存在地區性標準差異，辦理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即便擔保債權已被確認，因外匯登記缺失，A銀行無法直接領取現金清償或依法取得股權，其應得份額需由管理人指定機構提存處理，直至補登記完成或清償安排另行確定。登記問題雖不影響債權性質的認定，卻構成清償路徑上的現實障礙。
四、重整計劃表決階段
SHUREN LAWYER
根據《企業破產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依法申報債權的債權人為債權人會議成員，享有出席會議及表決的權利。A銀行雖為境外金融機構，但其擔保債權已由管理人接收并進行審查，具備參與債權人會議的程序基礎。本案中，A銀行的債權審議與重整計劃的表決安排在同一次債權人會議中進行。由于其債權尚未經債權人會議審議及法院裁定確認，依照《企業破產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需由人民法院臨時裁定債權金額并賦予其表決權。會前，管理人據此向法院申請賦予其臨時表決權，法院最終決定準予其在本次債權人會議中行使臨時表決權。因此，A銀行雖未取得正式的無異議債權確認裁定，但其參與表決程序具備合法依據。
在程序執行層面，A銀行通過提交經公證認證的授權委托書，依法委托境內代理人出席債權人會議，并通過管理人指定的債權人會議系統以參與了重整計劃草案的表決。管理人和債權人會議對其表決權資格未提出異議，程序依法合規。
需要說明的是，境外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普遍面臨程序性與實體性的雙重挑戰，包括但不限于文件跨境流轉周期長、翻譯與認證手續繁瑣、金融機構內部授權鏈條復雜等問題。尤其是在債權審查與重整計劃表決時間安排緊湊的情況下，如境外債權人未能提前準備，極易因材料提交不及時或授權文件不合規，導致表決權無法行使或程序資格受限。
因此，境外中資銀行如擬參與境內企業破產重整程序，應在法院裁定受理破產案件后第一時間啟動內部授權流程，預留充分時間辦理跨境認證及翻譯手續，并主動與管理人建立溝通機制，明確債權審查進度與債權人會議召開時間，以確保能夠依法、有序、有效地參與債權人會議及相關程序，切實維護其合法權利。
五、重整計劃執行階段
SHUREN LAWYER
根據C公司經法院裁定批準的重整計劃，普通債權的清償方式為“部分現金清償+剩余部分債轉股”。A銀行作為普通債權人，原本應按該清償方式 獲得現金清償并持有股權。但由于其具備境外金融機構身份，在重整計劃執行階段受限于兩方面監管障礙：一是A銀行作為境外金融機構，依據我國現行商業銀行法相關制度，無法直接持有境內非上市企業股權，導致“債轉股”部分無法直接履行；二是A銀行與C公司之間的擔保關系未在國家外匯管理局辦理內保外貸登記手續，具體情況如上文“三、債權審查階段”所述。
鑒于A銀行在清償階段面臨無法直接受領債務清償的問題，經A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反映，C公司重整計劃作出如下安排：對因自身原因等無法持有C公司應得的現金及股權部分，由管理人指定的代持機構依法代為預留或提存。該預留或提存安排最長保留三年，自重整計劃執行完畢之日起計算，期間如A銀行完成合規手續，則可申請提取財產；若逾期仍無法領取，則需另行協商或依照后續司法處置機制處理。
雖然預留、提存機制在制度上具備緩沖作用，但從債權人權利實現的角度來看，A銀行處于“已確認債權—尚未實得財產”的中間狀態，仍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和滯后風險。若無法在三年內受領，現金部分在扣除相關費用后將歸還C公司用于補充流動資金，股權部分將注銷處理，A銀行將喪失相應的財產權利，視為已放棄該部分清償。
在此情形下，考慮到B公司仍在正常履約，且履約期限早于提存期屆滿，A銀行仍可在有效監督B公司履行義務的前提下，實現主債務項下的債權回收，從而不必在擔保人C公司處獲得受償。此外，為避免因外匯登記障礙導致的財產滅失，A銀行亦可與其在境內具有合規受償資格的“兄弟銀行”或集團關聯機構協商，通過債權轉讓、受益權讓渡或代持安排等方式，實現債權在境內的變現與退出。
此類路徑雖屬于實務層面的權宜處理，但也反映出當前制度在處理跨境擔保受償路徑時的復雜性與局限性，亟需通過制度設計進一步提升境外債權人的權利保障與操作便利性。
六、結語
SHUREN LAWYER
綜上，本案展示了境外中資銀行在境內擔保人破產重整程序中較為完整的參與路徑，涵蓋債權申報、表決參與以及清償安排等關鍵環節，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盡管《企業破產法》原則上保障境外債權人與境內債權人享有平等權利，但實踐中由于擔保登記、外匯監管、股權受限等制度性障礙，境外金融機構在權利實現過程中仍面臨諸多現實限制。A銀行最終進入預留、提存機制，正是對制度缺口的一種臨時應對，亦折射出當前跨境擔保清償機制的滯后與不確定。未來，亟需從立法與監管層面推動制度銜接的優化，完善對境外債權人特別是金融機構類主體在破產程序中權利實現的路徑設計，以提升破產制度的開放性與可執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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