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激勵的整個過程，就是在選擇工具和方式。這些究竟在法律上、財務上、稅務上，有什么影響？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回答清楚，那么未來支付的成本和“學費”，假設公司成功上市的話，將會以數億、十數億來計算。

舉例說明，采取分紅權激勵方式的股權激勵，通常會采用大股東代持的方式。企業老板或者大多數咨詢機構的眼中，這就是一個代持協議的事兒。事實上并非如此。股東代持的激勵方式，大股東遲早是要將用于激勵的股權轉讓給激勵對象或者持股平臺，在股權激勵初期，股權轉讓的價格要么約定1元，要么約定平價轉讓。但是，經過一定時間的運轉，股權真正發生轉讓的時點，我們可能驚訝的發現公司的凈資產增加了，1元的注冊資本對應的凈資產金額已經翻了兩倍或者三倍，甚至更高。這時，股權轉讓時大股東面臨著什么呢？

根據上述規定，當大股東用代持的方式轉讓激勵股權時，大股東很有可能面臨這樣的境遇：哪怕約定了1元對價轉讓，或者“平價轉讓”，稅務機關仍然很可能會按照公司的估值來對大股東征收個人所得稅，即便大股東實際上并未套現。

在比如，股權激勵實施過程中都無法回避持股平臺的問題，提到持股平臺必談有限合伙。創始人當GP，利用有限合伙的規則，容易控制公司；另一方面，有限合伙是稅收的透明體，這些高管擔任LP，就直接個人繳稅而不會發生“平臺”的稅負。這樣的架構是目前股權激勵最常用的方式。然后，企業就不知情的踩了一個坑。

誠然，有限合伙企業確實對于企業的控制而言是個很好的工具，但是作為持股平臺還是要看情況了。有限合伙企業作為持股平臺，需要重點考慮：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關于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規定>執行口徑的通知》第二條“關于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對外投資分回利息、股息、紅利的征稅問題”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對外投資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紅利，不并入企業的收入，而應單獨作為投資者個人取得的利息、股利、紅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按“利息、股利、紅利所得”應稅項目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以合伙企業名義對外投資分回利息或者股利、紅利的，應按《通知》所附規定的第五條精神確定各個投資者的利息、股利、紅利所得，分別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應稅項目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

根據前述法律規定，從稅收上看，合伙企業個人投資者取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的時間就是合伙企業取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的時間，和合伙企業是否實際將“利息、股息、紅利所得”支付給個人投資者無關。

也就是說，如果采取有限合伙企業作為持股平臺，必須面臨的問題就是，股權激勵還沒有兌現，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義務就已經產生了。

《個人所得稅法》第三條規定，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一）綜合所得，適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稅率表附后）；（二）經營所得，適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稅率表附后）；（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完善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有關所得稅政策的通知》第一條規定，股權轉讓時，按照股權轉讓收入減除股權取得成本以及合理稅費后的差額，適用“財產轉讓所得”項目，按照20%的稅率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

所以，很多人認為在持股平臺上分配個人所得稅適用“財產轉讓所得”對應的20%的稅率。然而，等到稅負義務產生的時候，才發現持股平臺應當按照《關于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規定》比照個人所得稅法的“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計算征收個人所得稅。實踐中，有限合伙的稅賦成本遠沒有宣傳的那般美好。

所以，我們認為，這些工具絕非簡單粗暴地加以使用，而如何真正用好這些工具，如何建立科學的工具組合，需要法律人士和財務人士共同為客戶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