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礦權人出于礦山開采資金需求壓力大、開采專業技術要求高等因素考慮，通常會選擇將采礦權發包給第三方進行開采，為此樹人律師經常會被問到“采礦權承包期限應當如何約定？”“可以約定采礦權承包期限至采礦權有效期限屆滿為止嗎？”“約定采礦權承包期限至礦產資源開采枯竭為止，有效嗎？”……采礦權人和承包人為實現互惠共贏，長期合作，既想約定承包期限為長期，但又擔心長期約定無效，很是苦惱。
那么，關于“將采礦權承包期限約定為長期，例如至礦產資源開采枯竭為止，是否有效呢？”對此，樹人律師根據我國現行有效法律法規規定，并結合相關司法裁判案例解答如下。
一、將承包期限約定為“至礦產資源開采枯竭為止”，可能會被認定為無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的規定，采礦權是用益物權，采礦權人作為用益物權人，依法享有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承包是采礦權人對采礦權處置的一種方式，采礦權人有權將采礦權對外發包。
鑒于采礦權兼具民事物權屬性和行政許可屬性，為此關于采礦權的流轉處置，既需要遵循《民法典》等相關規定，亦需要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以下簡稱“《礦產資源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根據《礦產資源法》的規定，采礦權人經批準有權對外轉讓采礦權，但假使采礦權人以出租、承包等其他形式倒賣采礦權牟利的，主管機關有權吊銷采礦權人的采礦許可證，沒收違法所得，處以罰款。
為此，我國當前司法實踐中，對于采礦權人對外發包處置采礦權的做法，通常情況下持支持態度，認可采礦權人將采礦權發包給第三人屬有效。但采礦權人為規避行政監管，通過承包的形式，變相轉讓采礦權牟利的，或實施“名為承包，實為轉讓”的行為，人民法院將以“違背公序良俗”等原則，認定該類行為無效。
以陜西省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陜07民初76號民事判決書為例：
【法院認為】因雙方簽訂的《洋縣釩鈦磁鐵礦有限責任公司22號礦體豎井洞采承包合同》，其內容約定由原告承包被告所有的礦區的采礦工程，并由被告按照一定的價格收購其開采的礦石，合同期限約定為礦源開采枯竭為止，其實質為被告將采礦權交由原告開采，合同性質應為采礦權轉讓合同。本案中被告將其所有的采礦權以承包的方式交由原告開采經營，違反了礦產資源法、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采礦權人不得將采礦權以承包等方式轉讓給他人開采經營的強制性規定，應為無效。
樹人律師通過梳理司法裁判案例獲知，有些法院之所以將“承包期限約定為至礦產資源開采枯竭為止的承包合同”認定為無效合同，是由于法院將該類承包合同的此類約定認定為實質上構成了對采礦權的轉讓。如上所述，采礦權人不得將采礦權以承包等方式變相轉讓給他人，該種做法違反了礦產資源法、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違背了公序良俗，當屬無效。
二、采礦權承包合同中，采礦權人未放棄礦山管理等義務，即使約定承包期限為“至礦產資源開采枯竭為止”，承包合同仍為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當事人請求確認礦業權租賃、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礦業權租賃、承包合同約定礦業權人僅收取租金、承包費，放棄礦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產、生態環境修復等法定義務，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認定合同無效。
樹人律師認為，礦產資源相關法律法規并未對采礦權承包期限予以限定，因此在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當然將承包期限約定為至礦產資源開采枯竭為止的采礦權承包，認定為變相轉讓采礦權，進而認定采礦權承包合同無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對采礦權承包合同進行審理認定時，應遵循采礦權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即生效的一般原則，只是對于以承包形式變相轉讓采礦權牟利，構成實質轉讓的合同，才依法給予否定性法律評價。例如采礦權承包合同中約定，采礦權人僅收取租金、承包費，放棄礦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產、生態環境修復等法定義務，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對于此類采礦權承包合同，依法才應認定為無效。
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申6306號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為例：
【法院認為】首先，礦業權轉讓是指礦業權人將礦業權依法轉移給他人的行為，其核心在于礦業權主體的變更。本案中，阿木古楞礦業公司與謝祖枝簽訂案涉兩份《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及《補充協議》，約定的是謝祖枝以阿木古楞礦業公司的名義進行開采，即雙方未約定對礦業權主體進行變更。同時，謝祖枝與阿木古楞礦業公司在二審中亦認可雙方系采礦權承包合同法律關系。故從雙方簽訂案涉兩份《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及《補充協議》來看，建立的是采礦權承包合同法律關系。
其次，案涉兩份《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第七條或第八條約定，謝祖枝經營過程中的所有稅費以及費用（包括但不限于工人工資、社會保險費、工傷事故、安全事故）等所有事項均由謝祖枝負責，與阿木古楞礦業公司無關。雖然在協議中雙方還約定了阿木古楞礦業公司有權派安全員進行監督，但該監督責任是在約定安全事故責任由謝祖枝承擔情況下的有限度的監督，非是由阿木古楞礦業公司承擔責任的約定。即根據上述約定，阿木古楞礦業公司僅收取承包費、放棄礦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產、生態環境修復等法定義務、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意圖明顯。
第三，2017年12月13日《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約定，謝祖枝有權轉讓所購買的所有土地（包括2017年9月8日與阿木古楞礦業公司所簽的部分采礦權協議）轉讓給第三方，阿木古楞礦業公司應配合謝祖枝按原合同條款轉讓簽約。在該約定中，阿木古楞礦業公司僅負有配合轉讓的義務，而無決定謝祖枝能否進行轉包的權利，相反，謝祖枝則具有決定是否進行轉包的權利，不符合一般承包合同關系中發包人和承包人所處的地位及所享有的權利關系。
第四，2017年9月8日《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第六條約定了謝祖枝的承包期限以阿木古楞礦業公司采礦證為準，而2017年12月13日《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未約定具體的承包期限。該情況亦不符合一般承包合同中關于“一段期限內進行承包”的約定。
綜合上述案涉兩份《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及《補充協議》中的約定可以看出，雙方規避采礦權轉讓申報，以承包的方式實際轉讓采礦權的意圖較為明顯。因此，二審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第二款“礦業權租賃、承包合同約定礦業權人僅收取租金、承包費、放棄礦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產、生態環境修復等法定義務、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認定合同無效”的規定，認定案涉兩份《部分采礦權轉讓協議》及《補充協議》為無效合同，并無不當。
三、樹人律師的建議
綜上，樹人律師認為，采礦權承包合同中即使約定承包期限為至礦產資源開采枯竭為止，承包合同不屬于必然導致無效的情形，僅當承包合同中同時約定采礦權人僅收取承包費用，放棄礦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產、生態環境修復等法定義務，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人民法院才可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約定，認定采礦權人與承包人簽署的采礦承包合同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