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業權人將礦山發包給承包人進行開采或是將采礦工程和作業發包給承包人實施，可謂十分常見。此類合同中對于承包費用的計收，多約定為按照采出的礦石量作為計價基礎，例如每噸礦石計收*元承包費用。因此發包人為了收取一定金額以上的承包費用，往往會在承包合同中設定保底開采量，從而導致有時會出現承包合同中設定的保底年開采量高于采礦許可證上記載的生產規模。生產規模指的是礦山開采設計規模，即按照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案和礦山設計要求的年度開采量。通常而言，礦山企業的實際開采量應當與設計要求和生產能力相匹配，不能隨意超過自身的生產能力，變更采礦許可證記載的礦山生產規模。
那么，當采礦承包合同中約定的年最低開采量高于證載生產規模時，該類約定是否無效呢？對此，筆者認為該類約定不應被認定為無效，理由如下，供廣大讀者參考。
一、承包合同中約定的年開采量雖然超過了證載生產規模，但未超過經專家論證并報批的礦山生產規模，此種情形下，承包合同中約定的年開采量條款，合法有效。
實踐中，礦山企業擴大生產規模無需單獨辦理變更登記手續，但需重新編制開發利用方案、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土地復墾方案、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安全設施設計等方案報告，并將重新編制的開發利用方案、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等方案報告上報審批。經過審批后，在后續辦理采礦許可證延續或其他事項變更等時，再一并對采礦許可證上記載的生產規模進行變更。
由于采礦許可證的有效期較長，涉及需要辦理變更登記的情形也比較少，期間發生擴大礦山生產規模的，將難以及時在采礦許可證上予以反映，就形成了采礦權人實際生產規模與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不符的情況。為解決此種矛盾情形，個別地方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對于礦山擴大生產規模變更登記事項進行了不同規定，例如內蒙古自然資源廳于2022年2月22日發布《關于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更新事宜的通知》規定：“采礦權人按照相關行業主管部門技改擴能批復（核準或備案）或生產能力核定文件申請更新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的，按照登記權限，在采礦許可證副本上打印更新依據，更新時間，證載生產規模更新前后數據，并加蓋采礦登記審批專用章。”
基于上述，筆者認為如果礦山已經擴大了生產規模，重新編制了開發利用方案、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土地復墾方案、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安全設施設計等方案報告，并履行了各類報告方案的備案或審批程序的，僅僅是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未做變更的，此種情形下礦業權人與承包人簽署的承包合同，約定年開采量高于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的，該約定屬合法有效。
二、礦山生產規模未發生變更的情形下，承包合同中約定的年開采量超過了證載生產規模的，該約定是否有效呢？
筆者通過檢索發現，礦山生產規模未發生變更的情形下，對于承包合同中約定的年開采量高于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的效力，司法實踐中存在以下兩種裁判觀點：
1、關于年開采量超過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約定無效的觀點
筆者通過檢索、梳理相關司法裁判案例獲知，有部分法院認定年開采量超過生產規模的約定屬于無效條款，其理由為：采礦權人與承包人簽署承包合同約定“年開采量超過生產規模的”，該約定內容違反了《礦產資源法》第三條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規定，“國家保障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礦產資源。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加強礦產資源的保護工作。”、“勘查、開采礦產資源，必須依法分別申請、經批準取得探礦權、采礦權，并辦理登記；……”。違反了《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第五條的規定，“國家對礦產資源的勘查、開采實行許可證制度。勘查礦產資源，必須依法申請登記，領取勘查許可證，取得探礦權；開采礦產資源，必須依法申請登記，領取采礦許可證，取得采礦權。”損害了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為此該類約定無效。
例如：貴州省銅仁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0日作出的（2020）黔06民終901號民事判決書；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的（2016）鄂06民終193號民事判決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0日作出的（2021）新31民終305號民事判決書。前述3份民事判決書均認定該類約定屬無效，每份判決書中對于將該類約定認定為無效均進行了分析說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摘錄，有需求者可自行查閱。
2、關于年開采量超過采礦許可證證載生產規模約定有效的觀點
筆者通過檢索、梳理相關司法裁判案例獲知，有部分法院認定年開采量超過生產規模的約定屬于有效條款，其理由為：由于礦山生產規模相關的行政許可屬于管理性規范，不屬于效力性規范，因此采礦權人與承包人簽署承包合同約定“年開采量超過生產規模的”因為不存在違法效力性強制性規范，故該等約定應屬有效。
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的（2020）桂03民終3053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的（2019）湘13民終644號民事判決書。前述兩份民事判決書均認定該類約定屬有效，每份判決書對認定為有效均進行了分析說明。
對于以上兩種觀點，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認為礦山生產規模未發生變更的情況下，采礦權人與承包人簽署承包合同約定“年開采量超過生產規模的”，該約定內容雖然違反了《礦產資源法》《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等相關法律規定，但鑒于該規定屬于管理性規范，而非效力性規范，故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第30條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該約定應屬有效約定。
對此有人會問，如果承包合同中關于“年開采量超過生產規模”的約定有效，那么是否意味著承包人依約開采的行為也是合法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
礦業權是一種礦產資源用益物權，其設立須經政府審批、行政許可，具有強烈的公法性，作為礦業權物權憑證的采礦許可證，同時亦是自然資源主管部門作出行政許可的法律文書。礦業權兼具民事物權與行政許可雙重屬性。因此，開采礦產資源不僅須遵守民事法律法規規定，還須遵守行政法律法規規定，以及刑事法律法規規定。
根據《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規定》第二十六條的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擴大開采規模未重新編制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土地復墾方案并經原審批機關批準的，責令限期改正，并列入礦業權人異常名錄或嚴重違法名單；逾期不改正的，處3萬元以下的罰款，不受理其申請新的采礦許可證或者申請采礦許可證延續、變更、注銷。此外，不按照開發利用方案開采礦產資源的，還涉嫌破壞性開采礦產資源，依法主管機關有權對礦業權人進行罰款，并可以吊銷采礦許可證，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的，相關人員亦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為此，筆者認為，如在履行采礦承包合同過程中，要求承包人實施超生產規模開采的，將面臨采礦許證被吊銷或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風險。
綜上，筆者建議，礦業權人將礦山發包給承包人開采，為實現互利共贏，確保雙方的收入合法，避免不必要的行政風險和刑事風險，礦業權人與承包人在簽署承包合同時，需就合法開采進行約定，例如需將年開采量約定在采礦許可證所記載的生產規模范圍內，確需擴大礦山生產規模的，需依法辦理報批義務后，再就提高礦山開采量進行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