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對于礦業開發監管力度越來越大，越界開采行為的相關問題也成為了高頻問題。越界開采行為發生后被行政處罰時沒收違法所得是如何認定的，能否扣除開采成本？想要了解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何為越界開采行為，這一行為在法律上是如何認定的，如果有越界開采行為會有什么法律后果。第二個問題就是法律上對于沒收違法所得是如何認定的，是按照原礦的收入認定，還是精礦的收入認定，能否扣除成本以及稅費。
一、越界開采行為的法律后果
越界開采可能會引發兩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是行政處罰，另一方面，即在達到某種程度時，會構成非法采礦罪。
（一）越界開采的行政處罰后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第四十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越界開采可能面臨下列行政處罰措施：
1、責令退回本礦區范圍內開采、賠償損失；
2、沒收越界開采的礦產品和違法所得；
3、處以違法所得30%以下的罰款；
4、拒不退回本礦區范圍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吊銷采礦許可證。
（二）越界開采的刑事法律責任
1、追訴標準
超越許可證規定的礦區范圍或者開采范圍開采的，屬于未取得采礦許可證采礦的行為，在達到下列情形時可能會被追究非法采礦罪的刑事責任：
（1）開采的礦產品價值或者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價值在十萬元至三十萬元以上的；
（2）在國家規劃礦區、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礦區采礦，開采國家規定實行保護性開采的特定礦種，或者在禁采區、禁采期內采礦，開采的礦產品價值或者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價值在五萬元至十五萬元以上的；
（3）二年內曾因非法采礦受過兩次以上行政處罰，又實施非法采礦行為的；
（4）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的；
（5）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2、刑事責任
（1）構成非法采礦罪，情節嚴重，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2）構成非法采礦罪，情節特別嚴重，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實施非法采礦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1）開采的礦產品價值或者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價值在五萬元至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的；
（2）造成生態環境特別嚴重損害的；
（3）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
非法采礦罪的刑事責任中，并未提及違法所得的處理。但是根據《刑法》總則部分的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因此，在追究刑事責任時，非法采礦的違法所得也會被追繳。
二、違法所得如何認定
（一）違法所得的認定原則
越界開采情況下違法所得如何來界定呢？
《國土資源違法行為查處工作規程》規定，對越界開采的，違法所得數額應當按照銷售憑據確定；沒有銷售憑據的，按照違法行為發生時當地原礦的市場價格計算，不得扣除開采成本。
因此，在越界開采的違法所得認定過程中，按照如下原則處理：
（1）優先按照銷售憑據確定；
（2）沒有銷售憑據的情況下，按照原礦的市場價格確定。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選取的標準為原礦的價格，而不是洗選后的精礦價值；
（3）在認定價值時開采成本不得扣除。
越界開采行為本身就是違法行為，對于違法行為依據規定進行行政處罰，而行政處罰的關鍵特征體現為懲罰性，懲罰性是區分行政處罰與其他行政措施的實質標準。“懲罰”的本質是報應，相對于“制裁”“懲戒”這兩個類似概念具有更加單純的語義。依據懲罰性的一般邏輯，行政處罰應當具有懲處違法的基本目的，它并非補救實際損害或者防范現實風險的必要手段，因此應當具有苛責性，而如果在沒收違法所得時給予扣除成本，那么該行政處罰的本質屬性就產生了變化，其懲罰屬性將大大減少。
（二）違法所得認定中的具體問題
當然，由于取證的困難，對于如何準確認定違法所得仍是難題。經筆者梳理行政處罰的案例，在違法所得界定中可能會涉及如下問題：
1、在對礦石種類無法具體認定的情況下，以相對低的礦石價格認定銷售價格
在云南省某行政處罰中，由于越界開采的礦石均已出售，無法對礦石作出分類處置，難以綜合認定銷售價格。經過討論后，最終以其中相對便宜的價格來綜合認定銷售價格，對違法行為人的合法權益不會產生不利影響。
2、在自然資源部門未明確界定拐點坐標的情況下導致越界開采，不應當由礦業權人承擔全部責任
在海南省某行政處罰案件中，由于國土部門未按照合同履行埋樁定界的義務，導致采礦權礦界不清。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對責任原因進行區分，不應當由礦業權人承擔所有的越界開采責任。
3、違法行為人已經繳納的稅費可以從銷售收入中扣除
是不是所有的違法所得都不能扣除呢？當然也不是，對于越界開采已經銷售的所得的價款，如果已經開具了銷售發票，并且稅務部門已經根據該銷售發票計收了稅款，那么在其違法所得中，應當扣除已經征繳的稅款。不然就會對礦業權人形成二次處罰，也是有違行政處罰的精神的。
4、運輸成本與人工成本等合理費用是否可以扣除
對于是否可以扣除成本這一問題，可以明確的是在價值認定時是不能扣除開采成本，但是可以扣除稅款。而除了開采成本以外，還可能存在運輸成本與人工成本等，那么這一部分成本是否可以進行扣除呢？目前的法律法規并無明文規定，而大多數法院的判例中也不支持扣除的觀點，但在筆者看來這一部分應當予以扣除。有必要重點明確的是，對礦產品價值的認定，與認定貪污受賄等非法占有類犯罪的數額、違法所得以及確定沒收范圍有所不同。礦產品的價值獨立于罰罪行為，取決于礦產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易價值，最終以交易價值的形式體現。不可否認非法采礦行為肯定會存在投入成本，但這種投入成本已經以礦產品的交易價值體現出來。而礦產品生產之后的運輸、人工等合理費用，不屬于礦產品的價值范圍。實踐中，礦產品價值的認定，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1.事實層面，即礦產品事實上價值如何。這就要尊重經濟學的客觀價值規律，根據市場價的認定，在正式交易中以實際交易價值進行認定。
2.法律擬制層面，即當事實上價值多少難以認定時，從法律真實的角度進行認定，以銷贓數額認定礦產品價值正是從法律擬制層面進行認定的。
而人工、運輸費用既不是違法所得也不是銷售收入，因此，在計算礦產品價值時應當將運費、人工等成本費用予以扣除。同時這一部分的費用也可能是成為礦業權人罪與非罪的界限，應當更加嚴格的考慮事實情況、違法行為與處罰結果之間的適當性。
三、案例說法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80號一案中，市國土資源局2006年9月20日對某公司作出《礦產資源行政處罰決定書》，內容為：（1）沒收越界開采的鉛鋅礦45,356噸（折合價值3894萬元人民幣）；（2）處以違法所得10%的罰款（罰款額389萬元人民幣）。2007年1月5日，某公司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依法撤銷市國土資源局作出的《礦產資源行政處罰決定書》。市中院受理該案后于2008年6月26日向市國土資源局發出《司法建議書》，建議撤銷上述處罰決定，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根據該司法建議書，市國土資源局于2008年8月6日重新作出《礦產資源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某公司越界非法采礦5530噸，銷售價款3,657,285.04元，向國家繳納稅費219,437.10元，違法所得3,437,847.94元，并作出沒收違法所得3,437,847.94元及罰款343,784.79元的處罰。
在本案中，國土資源部門在認定違法所得時，將向國家繳納的稅費予以扣除。由此可見，對于越界開采沒收違法所得在認定時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如果銷售礦產品后行為人已經繳納了稅款的，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在其沒收違法所得時，應當主動扣除已經征繳的稅款。
四、結論
綜上所述，越界開采行為本質上屬于違法采礦，是觸犯國家禁止性法律的行為，對于該類行為的行政處罰中的沒收違法所得屬于具有懲罰性的強制措施，應當按照銷售收入來認定，本質上來說是不能扣除開采成本的，至于人工成本與運輸成本是否可以扣除則需要具體分析。而對于銷售越界開采的礦產品后繳納了稅款，在其沒收違法所得時，應當將稅款予以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