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責任可以劃分為公司的經濟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的法律責任。我們看圖做一簡單了解：

本篇主要淺析法院審理案件時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引用。

我國2005年《公司法》明確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法》第5條對公司社會責任問題做了原則性規定，即公司應當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按照市場需要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和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為目的。其中，接受國家宏觀調控、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提高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等，都屬于立法對社會責任的要求。

一、數據來源

時間：2021年12月14日之前

案例來源：Alpha案例庫

案由：民事

檢索條件：

法院認為包含：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

案件數量：584件

數據采集時間：2021年12月14日

二、檢索結果可視化

本次檢索獲取了民事2021年12月14日前共584篇裁判文書。通過不同項下的可視化圖表，讓法院審理案件時對“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的引用情況躍然紙上，展現數據的同時通過筆者淺析，可以看到社會責任在審判中的應用情況及真正得到貫徹落實還需很長的路要走。

（一）整體情況分析

從上方的年份分布可以看到法院審理案件時對“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的引用情況民事案例數量的變化趨勢，整體基本呈現上升趨勢，2019年、2020年都處于激增狀態，今年有所下降。

從地域分布來看，當前民事案例主要集中在河南省、湖南省、上海市，分別占比24.49%、10.10%、9.93%。其中河南省的案件量最多，達到143件。（注：此處顯示該條件下案例數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在此搜索條件下，青海省僅1件案件進行引用。

（二）案由分布

從上面的案由分類情況可以看到，引用“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案件最主要的案由是合同、準合同糾紛，有374件，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勞動爭議、人事爭議，侵權責任糾紛，其他案由，人格權糾紛。

（三）行業分布

從上面的行業分類情況可以看到，引用社會責任的案件的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金融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

(四) 程序分類

從上面的程序分類統計可以看到當前檢索條件下的審理程序分布狀況。一審案件有287件，二審案件有295件。

（五）裁判結果

一審裁判結果

通過對一審裁判結果的可視化分析可以看到，當前條件下全部/部分支持的有242件，占比為84.32%；全部駁回的有41件，占比為14.29%；撤回起訴的有2件，占比為0.70%。

二審裁判結果

通過對二審裁判結果的可視化分析可以看到，當前條件下維持原判的有245件，占比為83.05%；改判的有46件，占比為15.59%；其他的有4件，占比為1.36%。

（六）標的額可視化

通過對標的額的可視化分析可以看到，標的額為50萬元以下的案件數量最多，有405件，100萬元至500萬元的案件有60件，50萬元至100萬元的案件有23件，500萬元至1000萬元的案件有5件，1千萬元至2千萬元的案件有3件。

(七) 審理期限可視化

通過對審理期限的可視化分析可以看到，當前條件下的審理時間更多處在31-90天的區間內，平均時間為89天。
 

筆者觀點：
 

綜合以上可以看到，傳統公司法理論認為，公司存續的目的在于追求全體股東利益最大化。但隨著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不斷重視，隨著認為社會責任是公司追求公司利益的題中之義的觀點不斷盛行，法院審理時考慮企業社會責任的占比逐漸增多，法院引用時大多是以公司守法、企業維護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等方面考量。

然現行法律中尚未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和外延予以明確的規定，且在公司法上如何對社會責任進行落實貫徹均不清晰，企業的社會責任應是有范圍及邊界的，否則會給公司帶來沉重的社會責任，遠離對商業的關注。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公司創新的重要激勵因素和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惟此社會責任的承擔才有可靠的物質基礎。

在施天濤老師《《公司法》第5條的理想與現實：公司社會責任何以實施？》中認為公司法可以并僅在“公司守法”“治理結構”“商業決策”“社會披露”四方面落實社會責任。其一，公司須遵守法律。這是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基本義務，主要體現為遵守關社會責任強制性規定的外部法律。其二，在公司治理結構框架內發揮獨立董事和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的社會責任功能；同時有節制地允許職工參與公司經營決策，實行民主管理；此外，表決權代理、股東提案機制也能發揮一定的作用。其三，在公司正常運行狀態下或者一般生經營活動中，原則上，董事、高管無須對其他非股東成員承擔“多重受信義務”。但在特殊情況下，董事、高管可能需要對其他非股東成員承擔受信義務：一是在企業破產或處于破產狀態時，董事、高管須對公司債權人承擔受信義務；二是在像收購與防御這樣的結構性決策中，董事、高管可以平衡考慮其他非股東成員的利益，但重點是要關注董事、高管自身與股東以及其他非股東成員的利益沖突。此外，公司進行公益捐贈是公司踐履社會責任最無爭議的行為，該種行為須受到受信義務的審查。其四，公司從事經營活動應接受政府和社會監督，最有效的方式是上市公司應履行社會責任披露義務。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公司社會責任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方面都有很長的路要走。既為公司這一市場主體設立社會責任，又不至于讓其失去活力是我們需要一起探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