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對受賄罪的構成做出明確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

但是實踐中存在著很多這樣的情況，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給予的財物，事后卻未為請托人提供幫助，該行為應當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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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賄罪保護的法益

對于受賄罪所保護的法益，目前在學理上仍有爭論。有清廉義務說、信賴說、純潔性說、不可收買性說等等。而對法益的理解不同，必然會導致對受賄罪構成要件的解釋不同。筆者比較贊同不可收買性說的立場，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也可以說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與財物的不可交換性。

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宗旨是為國民服務，由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已經取得了相應的報酬，故不能直接從公民或者其他單位那里收受職務行為的報酬，否則屬于不正當的報酬。國家工作人員理所當然要合法、公正地實施職務行為。但權力總是會被濫用，沒有權力的人也會期待掌握權力的人為自己濫用權力；一旦濫用權力，將權力與其他利益相交換，權力就會帶來各種利益；因此，防止權力濫用、保障公正行使權力的最起碼、最基本的措施就是防止權力與其他利益的相互交換。因此，為了保護職務行為的合法、公正性，首先必須保證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

職務行為既包括正在實施或者已經實施的職務行為，也包括將要實施的職務行為與所許諾的職務行為。即國家工作人員既不能以正在實施或者已經實施的職務行為為依據，向他人索取或者收受財物，也不能以將來可能實施的職務行為或者對職務行為的許諾為依據，向他人索取或者收受財物。因此，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包括將來的職務行為、正在實施的職務行為、已經實施的職務行為與財物的不可交換性。

不可收買性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本身；二是國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由于刑法保護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以及國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所以，刑法對受賄罪的構成要件的描述，必須說明受賄行為侵犯了這種法益。而行為是否侵犯了這種法益，關鍵在于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或者收受的財物，是否與其已經實施的、正在實施的、將來實施的或者許諾實施的職務行為之間具有對價關系。

顯而易見的是，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就其職務行為索取或者收受的財物，不是其依法應當取得的利益，就是其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因而侵犯了受賄罪的法益，故行為人的行為便構成受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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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樣理解“為他人謀取利益”

（1）“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其內容的最低要求表現為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旨在說明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的財物與其職務行為之間具有對價關系。傳統(tǒng)觀點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受賄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但事實上并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不成立受賄罪；但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已經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該觀點在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1月6日《關于執(zhí)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guī)定〉若干問題的解答》中有明確的體現，“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但該規(guī)定已于2013年被廢止。于是有學者提出“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是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而是主觀要素[1]。但是，從法條文義層面來看，很難將“為他人謀取利益”理解為“為了為他人謀取利益”，而且該觀點易不當地縮小受賄罪的處罰范圍。因為根據該觀點，只有當行為人主觀上確實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意圖時，才成立受賄罪，但事實上，有的受賄人主觀上并不具有這種意圖，并且在實踐中想要證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具有一定的難度。因此，“為他人謀取利益”仍然是受賄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既然其作為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必然有其最低的表現形式，張明楷教授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最低要求為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筆者亦贊同該種觀點。

（2）怎樣理解“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國家工作人員在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之前或者之后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就在客觀上形成了以權換利的約定，同時使人們產生以下認識：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是可以收買的，只要給予財物，就可以使國家工作人員為自己謀取各種利益。這本身就使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受到了侵害。這樣理解，也符合刑法的規(guī)定：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本身是一種行為，故符合刑法將其規(guī)定為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的表述；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最低要求是一種許諾，不要求有謀取利益的實際行為與結果[2]。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本身是一種行為，因此，這里的許諾亦表現為多種形式。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虛假許諾，也可以是真實許諾。

當他人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并提出為其謀取利益的要求后，國家工作人員雖未明確承諾，但只要不予拒絕，就應當認為是一種暗示的許諾，此時的許諾亦為“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因為此時行賄人與受賄人對于所給予及所收取的“賄賂”有共同的認識，二者明知該“賄賂”即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利的對價，二者的行為已經侵害了受賄罪所保護的法益，因此在受賄人做出暗示許諾時其行為亦構成受賄罪。

虛假許諾，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職權或者職務條件，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職務行為時，并不打算為他人謀取利益，卻又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虛假承諾構成受賄罪是有條件的：第一，收受財物后作虛假許諾的，成立受賄罪。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約定了以其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已經受到侵害。第二，許諾的內容需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相關聯(lián)。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根本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職權與職務條件，卻謊稱為他人謀取利益，原則上構成詐騙罪。第三，許諾行為導致財物與所許諾的職務行為之間形成了對價關系，使財物成為國家工作人員所許諾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不正當報酬。張明楷教授認為，只要他人有求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而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時，國家工作人員做了明示或者暗示承諾的，就應當認定財物與所許諾的職務行為之間具有對價關系[3]。

結語

根據《刑法》[4]規(guī)定，受賄罪的構成要以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以及收受或是索取他人的財物為前提，而“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需要由一定的客觀行為予以表現。在此種情況下，作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最低要求的許諾行為，其是否存在，則成為了在國家工作人員未為他人實際謀取利益之情形中判斷其是否構成受賄罪的關鍵標準，而許諾行為亦有多種表現形式。從受賄罪保護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之不可收買性的本質來看，只要受賄一方的行為涉及以權換利、錢權交易，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即使其不存在為他人實際謀取利益的行為，亦可能以受賄罪被追究刑事責任。

注釋

[1] 陳興良：《口授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fā)<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3] 張明楷：“論受賄罪的客觀要件”，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1期。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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