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讓方發(fā)現(xiàn)股權轉讓方隱瞞目標公司債務，如何訴訟？
一、提出問題
筆者在辦理股權轉讓糾紛的案件中，經常遇見受讓方在取得股權后發(fā)現(xiàn)目標公司新增債務的情形。后續(xù)受讓方經過對比，發(fā)現(xiàn)新增的債務與轉讓方轉讓時披露的不一致。因此，受讓方認為轉讓方隱瞞債務的行為導致其在簽訂股權轉讓協(xié)議時錯誤估算了公司價值，故想通過訴訟彌補損失。但在具體訴訟時，受讓方如何選擇請求權基礎卻成為了頭疼的問題。為此，本文將對此問題進行初步研究，供股權受讓方參考。
二、界定概念
想要準確根據(jù)案件事實選擇合適的請求權基礎，那么對于相關概念的理解至關重要，因此筆者先將相關概念闡述如下：
01股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五條規(guī)定：“民事主體依法享有股權和其他投資性權利。”根據(jù)該條的理解與適用，股權為股東持有公司資本的一定份額而享有的權利，是一種獨立的民事權利，并非單一的物權或者債權。簡單來說，就是股東將自有財產讓與目標公司，目標公司“支付股東相應對價”，此對價即為股東權利。另外，根據(jù)權利的行使目的，股權又分為自益權和共益權。自益權指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權利，例如：分紅請求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共益權指主要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權利，例如：表決權、臨時股東大會召集請求權等。
02股權轉讓合同
股權轉讓合同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主要指股東將其持有的出資額或股份轉讓給他人，使他人成為公司股東并享有股東權利。因此受讓的股東并不直接獲得公司財產的所有權，而是獲得基于股權而產生的人身屬性權利與資產收益權利。在《民法典》中，沒有將股權轉讓合同以有名合同的方式進行單獨規(guī)定，因此在法律適用方面容易產生爭議。根據(jù)筆者的實踐經驗，通常法院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有規(guī)定時適用《公司法》，《公司法》沒有規(guī)定時，根據(jù)是否約定了股權轉讓價款，進而再區(qū)分參照買賣合同還是參照贈與合同的法律規(guī)定進行適用。另外，由于股權轉讓時通常會列明相關資產情況，所以實踐中股權轉讓經常與資產轉讓發(fā)生混淆。故一般可從轉讓客體、交易主體、轉讓程序、是否對公司治理結構產生影響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
03民事法律行為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第一百四十三條規(guī)定：“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不違背公序良俗。”據(jù)此，民事主體之間想要產生民事法律效果，需要行為人能夠正確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后果，還能夠自由、自愿的將意欲發(fā)生的法律效果從內心表達出來，且該法律效果不會導致法律的否定性評價。因此，民事法律行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如果行為人在進行表意時，存在被欺詐、脅迫，則表明表意人內心真實意思與外在表示不一致，則該意思不具備法律效果。
三、選擇路徑
1路徑一：瑕疵擔保的違約責任
根據(jù)上述概念界定可知，由于股權轉讓合同是無名合同，所以在《公司法》沒有規(guī)定時參照適用買賣合同或贈與合同的法律規(guī)定?！睹穹ǖ洹返诹僖皇鍡l規(guī)定了瑕疵擔保責任，具體為：“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具體到股權轉讓中，由于股權轉讓合同標的物實際為公司股權，也即股權轉讓中買賣的標的物為股權，股權作為一種綜合性權利，凝聚著公司的資產、債權、債務等。因此，公司資產、債權、債務的變動將直接影響股權價值。所以，出讓人應對受讓人受讓的股權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根據(jù)約定及誠實信用原則，向受讓人及時披露，使得股權轉讓價格符合公司實際股權價值或雙方商定股權價格時計算的股權價值。如果出讓人未履行瑕疵擔保義務，受讓人可在繼續(xù)持有股權的基礎上向出讓人追究違約責任。
北京二中院在（2022）京02民終4033號中認為：“案涉股權轉讓糾紛系雙方之間以股權為標的物形成的買賣合同關系，其除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特殊規(guī)定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沒有規(guī)定時，還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對買賣合同關系規(guī)定了出賣人對標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就股權作為標的物而言，買受人與出賣人對股權價格的合意建立在對公司價值的判斷上，極大的依賴于作為公司原股東的出賣人對公司實際經營情況，尤其是資產負債情況的披露。本案中，振發(fā)公司作為轉讓方，應當根據(jù)《股權轉讓協(xié)議》的相關約定如實披露信息，如違反協(xié)議約定導致受讓方或標的公司遭受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2路徑二：撤銷合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根據(jù)該條的理解與適用，最高法將“欺詐”定義為一種主觀故意行為，即欺詐方故意告知虛假情況，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使受欺詐方基于虛假事實作出錯誤意思表示。在立法過程中，由于“欺詐”本身并不損害公共秩序、第三人利益，因此法律僅給予受欺詐方撤銷權，由受欺詐方自行決定是否行使該權利。如《股權轉讓合同》被撤銷，則轉讓人向受讓方返還股權轉讓款，受讓方將其持有的公司股權變更至出讓人名下。
西寧中院在（2020）青01民終1153號判決中認為：“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由此，欺詐的認定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具有欺詐的故意;2.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隱瞞真實情況;3.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并基于錯誤認識而作出意思表示。結合本案，首先，劉智賢與李楊、李毅、龍海波于2017年9月3日簽訂《股權轉讓協(xié)議書》時，李楊、李毅、龍海波在協(xié)議第五條（7）項中明確保證股權轉讓日之前，目標公司沒有已經發(fā)生但尚未宣判的訴訟，沒有已經宣判但尚未執(zhí)行或正在執(zhí)行的未了訴訟，也沒有將要發(fā)生的潛在訴訟。……而事實上，化隆回族自治縣農村信用合作聯(lián)社與化隆縣京畫混凝土有限公司、青海恒宜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一案此時已在二審階段。李楊、李毅、龍海在簽訂《股權轉讓協(xié)議書》時，明知青海恒宜融資擔保公司對外存在擔保，且有已經發(fā)生尚未宣判的訴訟，卻隱瞞真實情況作出虛假保證和承諾，使劉智賢對青海恒宜融資擔保公司陷入錯誤而作出受讓股權的意思表示，存在欺詐行為。其次，2018年9月4日，青海省地方金融監(jiān)督管理局對青海恒宜融資擔保公司變更股權及新任高管進行約談時，李楊陳述“目前有若干筆融資擔保業(yè)務處于訴訟狀態(tài)，未開展新的融資擔保業(yè)務，僅做非融資擔保業(yè)務，另外還有一筆業(yè)務涉及刑事案件目前正在審理當中，其他公司應代償?shù)膿＞汛鷥?rdquo;。而事實上，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已經就上述案件作出（2017）青民終119號生效判決，判決青海恒宜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對化隆縣京畫混凝土有限公司向化隆回族自治縣農村信用合作聯(lián)社所負********.90元債務承擔連帶償還責任，且青海恒宜融資擔保公司在該案的執(zhí)行過程中亦履行了90600元的款項。李楊此時的陳述不夠明確，且與客觀事實不符，刻意隱瞞了生效判決確定的債務，使劉智賢、季得仁的錯誤認識持續(xù)，存在欺詐行為。再次，……劉智賢和季得仁出資500萬元受讓青海恒宜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股權的目的是為了開展業(yè)務經營，取得收益，而不是處理債務，且其在簽訂《股權轉讓協(xié)議書》時要求股權出讓方對相關事項作出保證和承諾，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最后，劉智賢、季得仁在2018年12月接手青海恒宜融資擔保有限公司開展業(yè)務經營過程中知曉生效判決確定的上述債務，并在協(xié)商未果的情況下于2019年10月向西寧市城北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未超過法律規(guī)定的行使撤銷權的一年除斥期間。”
3路徑三：有約從約，無約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在回答“股權轉讓人隱瞞目標公司債務與受讓人簽訂股權轉讓合同的，應承擔何種民事責任？”這一問題時認為，股權轉讓合同中對于目標公司的債務情況有約定，股權轉讓人隱瞞目標公司債務情況與受讓人簽訂股權轉讓合同的，應按照股權轉讓合同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如果股權轉讓合同中對于目標公司的債務情況沒有約定的，根據(jù)《民法典》第五百條規(guī)定，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因為股權轉讓合同的標的物為相關公司的股權，股權本身如無權利負擔且可以依法轉讓，則無從談起存在標的物瑕疵的問題。因此，上述情形符合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轉讓方應向受讓方承擔的民事責任屬于締約過失責任。
除了上述路徑外，實踐中還存在解除合同，股權轉讓合同本身無效等情形，需要根據(jù)具體案件事實選擇最優(yōu)路徑。
四、避免爭點
（一）原告為受讓方還是目標公司？
此類訴訟中，如股權受讓方作為原告起訴轉讓方，通常轉讓方均會以受讓方非適格原告進行抗辯。主要理由是未披露的債務實為目標公司與第三人之間的債權債務，受損失方為目標公司，應由目標公司作為原告進行訴訟。此類抗辯觀點法院一般不會進行支持，通常法院認為股權轉讓合同本質是帶有商事屬性的合同，因此受《公司法》和《民法典》的雙重約束?！豆痉ā分?，公司作為原告起訴前股東的情形已有明確的列舉性規(guī)定，具體到案件事實中并不符合。而根據(jù)合同相對性原則，《股權轉讓合同》的簽訂方為轉讓方與受讓方。同時在合同簽訂后，如目標公司存在未披露債務的情形，客觀上目標公司將會增加額外支出，最終使公司凈利潤減少，進一步影響股東的可分配利潤，損害受讓方的權益。因此，通常情形下股權受讓方作為原告具有主體資格。具體案例如：（2019）蘇05民終4241號、（2021）京01民終366號。
另外，在廣東省高院（2020）粵民再372號案件中，也存在原告將目標公司列為第三人，要求轉讓方向第三人履行的情形。法院最終也認定轉讓方直接向目標公司進行賠償。具體為：“車從明作為金萬豪公司的唯一股東與案涉協(xié)議的合同當事人，有權依據(jù)案涉協(xié)議的約定，主張侯萬豪、侯清娥向金萬豪公司履行相應義務，劉智對侯萬豪的案涉?zhèn)鶆粘袚B帶責任。”
（二）受讓方損失金額應如何確定？
觀點一：轉讓方按目標公司對外實際清償?shù)膫鶆战痤~進行賠償
案例：（2021）京01民終366號
北京市一中院認為：“蘇某、王某圣擔任杰西公司股東期間，（2016）魯01民終1323號民事判決書、（2016）魯01民終132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杰西公司向案外人孫某俊、孫某嶺共計支付3945000元欠款，該款項系杰西公司在原股東劉某、馬某紅和陳某錚向新股東蘇某、王某圣轉讓股權前就已發(fā)生的債務。后孫某俊、孫某嶺通過申請強制執(zhí)行方式向杰西公司執(zhí)行完畢。蘇某、王某圣主張劉某等人未向其披露案涉?zhèn)鶆沾嬖?，劉某等人不予認可稱股權轉讓時已告知該債務，但未提舉證據(jù)證明。……關于具體金額，雖然劉軍主張其曾償還過孫興俊、孫鳳嶺部分款項，但其提交的銀行轉賬憑證轉款所發(fā)生時間和案涉借款不相對應，劉軍亦未提交其他證據(jù)證明還款事實并足以推翻現(xiàn)有生效裁判文書確定的借款金額，一審法院對劉軍在訴爭款項外還償還過部分款項的主張不予采信。一審法院認為王元圣、蘇娟要求劉軍向其賠償損失3945000元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jù)，予以支持。”
上述案例為alpha中的參考案例，在法院評析過程中認為：“從合同訂立目的考量，雙方約定轉讓人承擔未披露債務的出發(fā)點系避免受讓人因轉讓人隱瞞公司債務而產生不必要損失，公司對外承擔債務后，受讓人有權要求轉讓人按照雙方約定方式支付相當于公司負債的款項或者由該債務造成的損失。”
觀點二：轉讓方按股權比例賠償
案例：（2019）閩02民終763號
廈門中院認為：“2017年11月20日，廈門中會建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專項咨詢報告》[廈中會建專咨字（2017）S008號]載明：企業(yè)的對外擔保損失列入當期營業(yè)外支出核算，直接抵減了企業(yè)當期的利潤總額（或增加了虧損額），最終所影響的是企業(yè)所有者權益項目（列報于資產負債表中所有者權益項下的“未分配利潤”項目的金額）的減少，即企業(yè)的凈資產減少，進而影響的是企業(yè)股東所持有企業(yè)權益的減少，該股東權益減少的計算表達式為“各股東權益減少額＝公司損失金額×實繳出資比例。……根據(jù)合同約定，杜丹清等五人應承擔的“所有責任”的范圍應當與各自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相適應，即應當根據(jù)杜丹清等五人各自出讓的股權比例，認定杜丹清等五人各自違約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詳見下表）?？鄢诺で宓任迦藨摀倪`約金后，仍不能彌補的違約損失應由杜丹清等五人分別賠償。一審法院認定杜丹清等五人應對黃聚龍承擔共同賠償責任缺乏依據(jù)，應予以糾正。”
觀點三：根據(jù)合同約定、受讓方持股比例、股權轉讓金額等各種因素綜合確定受讓方實際損失
案例：（2020）滬02民終7420號
上海嘉定法院在評析此案例時認為：“如果股權轉讓協(xié)議中并沒有約定雙方股權轉讓金額的計算方式，那么需要股權受讓方舉證證明其實際損失，因為實際承擔債務的是目標公司，而不是股權受讓方，公司承擔債務僅能導致公司財產減少，但張某某作為股東實際產生的損失并不等于公司承擔的債務金額，如果股權轉讓協(xié)議中約定了在這種情況下，股權轉讓方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并約定了違約責任的具體計算方式，那張某某可以基于該約定主張，如果李某某認為該違約金過高，需要法院調整，也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如果既未約定違約責任的計算方式，又不能從股權轉讓款的計算方式來確定股權受讓方的實際損失，那么股權受讓方應當舉證證明其實際受到的損失，此時，法院需要通過股權受讓方持股比例、股權轉讓金額等各種因素綜合確定股權受讓方的實際損失。”
（三）訴訟時效起算點如何確定？
觀點：作出終審判決時，受讓方應當知道權益收到損害，開始計算訴訟時效
案例：（2015）民二終字第410號
最高院認為：“2011年3月30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11）渝高法民終字第90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鹽湖公司在該案中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當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上述終審判決時，鹽湖公司就應當知道友緣公司向其隱匿擔保債務，導致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事實。盡管在上述判決中，還判令其他民事主體也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但債權人可以只向鹽湖公司主張全部清償責任。至于承擔連帶責任后的追償問題，與權利是否受到侵害并非同一概念。鹽湖公司主張其被強制執(zhí)行相關款項，并向主債務人追償完畢之前侵害尚未發(fā)生，系混淆了侵害事實的發(fā)生和實際損失數(shù)額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由于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是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的時間，因此，鹽湖公司應當在上述判決生效之日起兩年內提起訴訟。從本案的時間脈絡看，2011年3月30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2013年7月3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執(zhí)行裁定，2013年7月9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從鹽湖公司賬戶扣劃了13080400元。直至2015年3月，鹽湖公司才向一審法院提起本案訴訟。在此期間，鹽湖公司既沒有提起訴訟，也沒有提交充分證據(jù)證明發(fā)生了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法定情形，故其在本案的主張確已超過了訴訟時效。”
（四）受讓方的損失是否以目標公司向第三人實際清償為前提？
觀點一：以目標公司向第三人實際清償為前提
案例：（2016）魯民終638號
山東高院認為：“胡思水、王軍英可以根據(jù)《公司股權轉讓協(xié)議》的約定，要求劉強、薛媚賠償損失，該損失屬于水云天公司因為還未披露債務而使股東所持股權的價值實際減少形成的實際損失。目前，水云天公司尚未償還該債務，該債務雖處于民事判決的執(zhí)行程序中，但最終是否償還債務以及最終償還債務的數(shù)額均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即胡思水、王軍英在本案中主張的因上述未披露債務而形成的損失是否會發(fā)生已及發(fā)生損失的數(shù)額均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故原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是正確的。”
觀點二：不以目標公司向第三人實際清償為前提
案例：（2020）粵民再372號
廣東省高院認為：“對判決所確定的債務。首先，金萬豪公司雖然尚未清償該債務，但由于判決已經生效，該債務屬于金萬豪公司必然需要履行的義務。其次，股權轉讓合同并未約定侯萬豪、侯清娥承擔債務的方式，侯萬豪、侯清娥固然可以通過直接向債權人還款的方式履行義務，但考慮到侯萬豪、侯清娥至今沒有向債權人還款，且如前所述金萬豪公司必然需要向債權人履行義務，故在此情況下，車從明主張侯萬豪、侯清娥直接向金萬豪公司支付該九份判決所確認的款項并無不當，一審法院予以支持。因此，結合車從明的主張，侯萬豪、侯清娥應向金萬豪公司支付九份判決所確定的本金1333051元、利息（計至2018年8月7日為12575.85元，自2018年8月8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及訴訟費用18737.49元。”
五、訴訟建議
受讓方起訴時需根據(jù)所選擇的請求權基礎去設計訴訟方案。尤其是在列訴訟請求時，受讓方一定要提前預判損失金額、除斥期間、訴訟時效、證明標準、目標公司是否已對外實際履行債務等因素，設計最有利于己方的訴訟方案。
作者簡介
董澤律師是樹人所西寧訴訟部主辦律師,甘肅政法大學碩士、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中國民主建國會青海省委員會“法律服務中心”委員。董澤律師自執(zhí)業(yè)以來專注于高端民商事訴訟，尤其專注于公司糾紛及執(zhí)行異議之訴相關糾紛，對該專業(yè)類型的案件具有深厚的實踐經驗與理論功底，為當事人提供了合理的訴訟方案、貼心的法律服務，贏得了當事人的高度認可。
*聲明：本文觀點僅作為交流討論目的，不可視為樹人律師事務所正式法律意見或建議。如您有任何法律問題或需要法律服務，歡迎與本所聯(lián)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