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生產經營中難免遇到融資困難的問題，此時由控股股東對其伸以援手不失為一種好辦法。但當公司陷入破產困境且所有資產不能完全清償全部債務時，股東債權人是否應當與其他同類債權人處于同等順位清償？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印發了《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并在第39條規定：“關聯企業成員之間不當利用關系形成的債權，應當劣后于其他普通債權順序清償”，較為明確的對股東債權劣后清償的情形進行限定，但在實務操作中不同法院對認定股東債權清償順位有不同的判斷要點。本文，筆者將通過分析國外相關認定原則及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對前述問題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國外對于股東債權清償順位認定的原則

“衡平居次原則”是指認定股東債權清償順位時，主要是由法官以公平正義等衡平法理念為基礎，判斷股東的債權是否基于對其他債權人“不公平”的行為而產生，并裁決股東債權在破產債權清償順位上劣后，起源于美國1939年泰勒訴標準石油電力公司一案。

在該案中，母公司標準電氣石油公司（以下簡稱“石油公司”）與子公司深石公司之間的巨額債權債務均基于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商務來往產生。盡管石油公司在深石公司的重整計劃中有所讓步，但因深石公司在成立時便資本不足且該公司的經營全然被石油公司所控制，因此法官為平衡深石公司普通債權人與股東債權人的利益，撤銷了重整協議，并裁判石油公司的債權于其他所有債權清償完畢后劣后清償。

從本案中我們不難看出，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平衡股東債權人與普通債權人的利益，實現了股東自治權利最大化與普通債權人及公司利益保護的最佳平衡。

與“衡平居次原則”相對應的是1975年由蘭德教授提出“自動居次原則”。該原則認為無需考慮公司之間是否混同、是否有不利于其他債權人的不公平行為，凡是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的債權均在從屬公司普通債權人的債權之后清償。其理由是：母公司對子公司施加控制，目的是維護整個企業集團利益，因此母公司向子公司貸款兼有貸款與投資的雙重性質，從而當子公司破產時，母公司的債權應統一在后受償。

但因該原則過于絕對，在提出后被眾多學者抨擊，學者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認為，母公司以較低的成本便能評估子公司的破產風險，且其通常樂意提供給子公司更優惠的貸款條件，以防子公司真正破產，若一律要求控股股東的債權居于子公司其他債權人之后清償，將導致控股股東受到的懲罰遠超其依據控制地位所得到的利益，降低控股股東給子公司貸款的意愿，有違經濟效率原則。

“替代資本原則”源于德國公司法，該原則認為股東在公司陷入危機時向公司提供的貸款視為對公司資本的補充，在破產程序中只能作為劣后債權在其他債權人之后清償。其理由在于，陷入危機中的公司自有資本不足，需要股東注資才能恢復原來的資本水平，而股東不向公司直接注資，反而以提供貸款的方式解決公司的融資困境，是股東利用其內部優勢地位，向其他外部債權人轉移財務風險，因此該類股東貸款在破產程序中只能以后順位主張破產債權。

當然，為了平衡股東與公司其他債權人的利益，“替代資本原則”也規定了兩種例外情況。一種情況是貸予人在公司危機中以消除危機為目的取得出資的，對于其現存的或新給予的貸款不適用替代資本原則；另一種情況是對于在股本中的出資額為10%或10%以下的、不執行業務的股東，不適用替代資本原則。兩種例外情況一方面是為了鼓勵外部投資人拯救公司，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障對公司經營不享有決策權、不具有內部信息優勢的小股東的權益。

前述三種原則中，運用最廣泛的是“衡平居次原則”，其審查的焦點在于股東債權產生的行為是否公平，人為地實現股東債權與其他債權人之間的實質公平。而“替代資本原則”本質是當股東提供的貸款在功能上替代了自有資本，就必須對這種融資措施承擔法律后果，因此更適用于采用“法定資本制”的國家。“自動居次原則”則因其過于絕對及不利于經濟發展的規則而被大多數國家摒棄。

二、我國針對股東債權劣后清償的司法實踐

雖然我國并未對股東債權是否應當在破產程序中劣后清償出臺明確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法院在司法解釋及紀要中均體現出了股東債權的公平性審查和有別于其他債權清償的指導意見。

上述文本中，2003年的征求意見稿系我國首次運用“債權居次”理論提出立法意見，但該意見稿最終未被適用。2013年在破產法司法解釋中間接肯定了股東債權的劣后性，自2016年起對公司破產，股東債權劣后清償作出了更為細致明確的規定，且對股東債權的優先受償也作出了相應的限制。

經筆者在Alpha平臺以“破產”“股東債權”“劣后”為關鍵詞檢索，我國司法實踐中認定股東債權應當劣后清償且具有典型意義的裁判案例主要有以下：

除上述典型案例外，筆者查看多地案例發現，法院或管理人在判斷股東債權劣后清償時，除了參照《公司法》第二十條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的情形進行判斷，也有為實現實質公平在股東債權占比過大的情形下對其劣后清償，實踐中論證角度各有不同。且在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我國司法實踐中對認定股東債權劣后清償仍保持謹慎的態度，如在（2019）浙0281民初2750號、（2019）遼民終1568號兩起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中，即便關聯企業之間的買賣關系、借款關系是受安排形成的，但沒有證據證明二者之間存在財務混同或股東一方控制從屬企業為其牟利等不當利用關聯關系的情形時，裁定股東債權劣后清償將損害股東債權人的利益。

通過分析我國立法實踐及司實務案例，筆者發現，我國股東債權劣后清償的立法實踐從最初始于《公司法》的適用范圍內，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已有明確的法律對公司的生產經營、股東的權利義務做出了規定，股東對公司的債權如何清償也可以在該法律適用范圍內進行調整。后續隨著經濟的發展，破產案件逐年增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不能完全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且《公司法》與《企業破產法》的立法宗旨有本質的區別，因此需逐步完善破產語境下，股東債權的判定和清償規則。

三、總結

公司股東與公司其他債權人在公司決策、公司財產、交易信息等方面天然的存在不對等的情況，尤其該種情形在非上市公司中尤為明顯。在公司能夠正常進行生產經營的情況下，股東對公司享有的債權并不對其他外部債權人造成影響，其正當合法的權益應當被平等的保障。但當企業破產且資產價值不能完全覆蓋債務時，基于股東所處地位的不對等會造成股東債權人與外部債務人在分配時的不平等，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普遍借鑒衡平居次原則，并參照《公司法》對股東權利、義務的相關規定，在公司破產時，調整股東對公司債權劣后于其他債權清償，以實現在企業資不抵債的情形下公平地向每一位債權人償還債務。

作者介紹

馬自娉律師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現就職于青海樹人律師事務所并購重組部，主要提供企業并購重組、企業重整及企業清算等法律服務。先后參與辦理青海創新礦業開發有限公司破產清算案、德令哈鵬輝汽車銷售有限公司破產清算案、大柴旦精誠鵬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破產清算案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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