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破產財產拍賣中“稅費轉嫁”條款法律效力爭論的原因主要是對破產財產拍賣和司法拍賣的本質認識錯誤，認為破產財產拍賣程序和司法拍賣程序一樣，均應當遵守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網絡司法拍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條規定。通過具體分析可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網絡司法拍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條規定是針對人民法院在進行網絡司法拍賣過程中應當遵守的規范，即因網絡司法拍賣本身形成的稅費，應當依照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由相應的主體承擔；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法律原則和案件實際情況確定稅費承擔的相關主體、數額。因網絡司法拍賣是人民法院依職權強制處分財產的行為，其處置財產的職權來源于法律規定，因此需要嚴格遵守上述稅費承擔的規則；而破產清算中管理人依法處置破產財產的職權來自《企業破產法》和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的或者法院裁定確認的《破產財產變價方案》，從根本上講，管理人處置財產是根據債權人的授權、委托進行的，不是人民法院強制處分財產的行為，因此破產財產拍賣不同于司法拍賣，二者存在本質差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網絡司法拍賣若干問題的規定》并不能適用于破產財產拍賣。

我國稅收相關法律法規對各類稅收明確規定了納稅義務人，但并未禁止納稅義務人與合同相對方約定稅款繳納。在“稅收法定”原則下，破產企業確實存在相應的納稅義務，只要破產企業發生應稅業務，均應當依法進行納稅申報，并繳納稅款。但是這里存在兩個動作，一是破產企業應當依法進行納稅申報，二是發生應稅業務后應當依法繳納稅款。第一個動作即依法進行納稅申報就是“稅收法定”原則的具體體現，是破產企業應當而且必須承擔的義務；而第二個動作“稅費轉嫁”是產生的稅款由哪一方承擔的問題，這里強調稅款來源，不論是賣方承擔還是買方承擔，均不違背法律規定，這是賣方與買方之間達成的合意，也即民事活動中“意思自治”的產物。因此，“稅費轉嫁”條款與“稅收法定”并不沖突，《拍賣公告》和《競買須知》中約定資產拍賣所產生的全部稅費由競買人承擔是有效的。只要競買人報名參加破產財產拍賣，就意味著競買人接受該條款，如該競買人競買成功，該條款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

破產財產拍賣中“稅費轉嫁”條款不違反法律規定，且對破產財產買賣雙方均具有約束效力。但是筆者認為管理人在設置“稅費轉嫁”條款具有更深層次的考慮。筆者認為“稅費轉嫁”條款實際上是價款約定的條款，管理人與競買人約定轉嫁稅費由競買人承擔的情況下，競買人額外承擔了賣家應承擔的稅費，實際上是價格約定的一部分。如約定“破產財產涉及的全部稅費由競買人承擔”，則該價格為不含稅價，實際成交的含稅價格需通過價格換算得出。

實踐中這種交易稅費轉嫁條款可能一定程序上阻礙資產處置，主要體現在拍賣中交易價格無法確定，導致競買人產生誤解。多數拍賣公告中管理人約定“資產處置及過戶過程中產生的一切稅費及相關費用（增值稅、契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測繪費等）由競買人承擔”。但是實際上，一項破產財產處置中可能涉及某幾項稅費，并不產生所有稅種的納稅義務。導致破產財產拍賣的實際成交價格無法計算。且由于破產財產拍賣時是以評估價值為定價依據，但是競買人對拍賣標的原值不了解，導致在拍賣成交后，要承擔較高的稅負。導致競買人以重大誤解為由反悔，導致破產財產處置出現重大紕漏，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為避免在破產財產拍賣過程的風險，管理人在拍賣破產財產過程中對“稅費轉嫁”條款不應模糊化處理，要在拍賣財產之前對拍賣財產的原值和評估值等進行公開，并調查清楚所拍賣財產涉及的相關稅種或者著重提示競買人自行調查、了解拍賣財產所涉及的稅種及稅費征收要求，以便競買人對相關費用有合理的預期，避免在競買人產生誤解，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綜上，“稅費轉嫁”條款的設置并不違反法律規定，約定“稅費轉嫁條款”對雙方均具有約束性，但是在實踐中存在因約定“稅費轉嫁”導致較多問題，管理人在處置破產財產過程中應當慎重、合理使用該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