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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山生態修復是指堅持以自然恢復為主，按照生態環境建設標準的要求，通過科學、系統的修復工程對礦業活動造成的生態系統退化以及生產安全隱患等問題進行治理，主要解決廢棄礦區地形重塑、土壤重構、污染防治、植被恢復、地質災害等生態環境問題，使廢棄礦區恢復到原自然生態系統或重建為特定用途的人工生態系統，從而恢復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和功能，以達到廢棄礦區生態環境以及土地資源利用的可持續良性發展的最終目的。

近年來，因礦產資源的過度開采，對原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在將礦山生態修復擺上首要位置的同時，我們更需要了解應該由誰去承擔礦山生態修復的責任。

幾十年來我國經歷了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體制改革的雙重變化，大量企業所有制發生變化，法律責任主體發生了轉移，但這類企業對其前身已經發生的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并沒有概括繼承，加上不少企業關停或在市場競爭中淘汰出局，導致所遺留的環境問題成為“無頭案”。因此目前我國的礦山生態補償體系主要由廢棄礦山補償和新建、正在開采礦山補償兩部分組成。

棄礦區和老礦區的生態環境補償由政府通過建立“廢棄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基金”來實現；新建、正在開采礦山造成的生態損害由企業100%承擔修復治理責任。

夢想是美好的，但現實一般很骨感。企業100%承擔修復治理責任的機制固然美好，但“低成本污染，高成本治理”是長期困擾我國環境治理的主要矛盾。相比于高昂的環境治理費用，企業更愿意為環保機關采取的象征性行政處罰買單。這無疑會促使這些企業無視法律，完全拋棄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讓人欣喜的是，近年來工礦廢棄地復墾和生態恢復已經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高度重視，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2019年12月17日自然資源部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礦產資源法（修訂草案）》”或“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草案以專章形式專門規定礦區生態修復，礦山生態修復進入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法治化時代。

該草案第34條規定：礦業權人應當履行生態修復義務，按照礦業權出讓合同和礦產資源勘查方案、開采方案開展礦區生態修復工作，邊生產、邊修復。礦業權人的生態修復義務不因礦業權的滅失而免除。歷史遺留廢棄礦山的生態修復工作，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該規定明確了礦區生態修復義務和修復要求。礦山生態修復進入了從“誰污染，誰治理”到“誰開采，誰治理”的時代，大幅提前了環境治理的時間節點。做到開采和治理同時進行，以此制約采礦權人對采礦區環境的保護、恢復和治理。

草案第35條規定：采礦權人應當依據國家有關規定，按照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礦區生態修復資金，專項用于礦區生態修復，并計入企業成本。

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草案第35條規定的生態修復義務主體是否涵蓋了所有應然層面上承擔修復義務的責任主體？

根據《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以及公民個體均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承擔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應當是包括了國家、社會和個體三個維度的綜合治理主體。

首先，政府的礦山生態修復義務不應當僅僅是前述的遺留礦山生態修復，更應該是預防生態環境風險及保持生態環境質量。草案第36條規定：采礦權人應當在礦山閉坑前或者閉坑后的合理期限內完成礦區生態修復工作，并按照國務院自然資源主管部門規定的標準和程序進行驗收。間接地規定了政府應當履行的保證金監督管理和驗收等程序把關責任。

其次，除政府的修復義務外，草案第35條僅規定了礦業權人的修復義務。原國土資源部頒布的《礦業權人勘查開采信息公示辦法》（國土資規[2015]6號）第1條明確礦業權人包括探礦權人與采礦權人。因此礦山生態修復的首要責任人便是探礦權人和采礦權人。但是現實生活中存在實際損害人和礦業權人不一致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由礦業權人承擔修復義務有違《環境保護法》第五條“損害擔責”的環境法基本原則，因此礦業權人承擔責任后可以獲得向實際損害人的依法求償權。

最后，根據《土壤污染防治法》第3條和第45條，國家鼓勵和支持第三方機構或個人自愿參與實施礦區生態修復工作。礦產資源的財產價值屬性和生態環境屬性既相互促進又相互矛盾，在礦區生態環境修復中可利用礦產資源的兩大屬性之間彼此促進的關系推動修復工作，利用其財產價值屬性吸引具備生態環境修復能力的第三方參與礦區生態環境修復，并以礦區礦產資源的經濟價值作為其在修復完成之后的回報。吸引社會力量參與恢復礦區生態價值，實現政府與社會在礦區生態環境治理中的良性互動。

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是一件關系到全社會的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只有建立起企業、政府、社會公眾的全民參與機制，才能實質性推動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