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有探礦權證無采礦權證）煤礦資源的開發拉動了x省經濟的發展，給x省經濟創造了巨大的價值。為了讓經濟利益最大化，2011年4月，省政府決定設立乙煤礦公司（國有控股企業），并決定受讓多家公司礦權證，其中包括甲公司的探礦權證，實質上形成了省政府管理開采、多家公司實施開采的局面。2011年之前，甲公司曾因無證開采受到過處罰，之后x省政府督察室、省國土資源廳、省環保局、省安監局等政府部門強調甲公司要抓緊辦理采礦權證，但卻持續批準其火工品申請，再未制止其無證采煤行為。

甲公司是否構成非法采礦罪呢？律師團隊的成員對此問題存在分歧。部分律師認為既然甲公司未取得采礦權證并實施了開采行為，那么就構成非法采礦罪，但也有部分律師認為甲公司的開采行為系省政府同意（默認）的行為，不宜按照犯罪處理。筆者認為判斷省政府同意的無證開采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需謹慎對待，綜合分析。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高檢訴〔2017〕14號）第10條明確指出：“……另外，實踐中還存在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賴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相關意見而陷入錯誤認識的辯解。如果上述辯解確有證據證明，不應作為犯罪處理，但應當對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相關意見及其出具過程進行查證……”，參照該紀要的內容及精神，行政部門的同意行為需要對當事人產生信賴利益，且需要對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相關意見及其出具過程進行查證，若查證屬實，該行為就不宜按照犯罪處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2009修正）第十一條：“國務院地質礦產主管部門主管全國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監督管理工作。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協助國務院地質礦產主管部門進行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監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地質礦產主管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監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協助同級地質礦產主管部門進行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監督管理工作”。該條明確規定國家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地質礦產行政主管部門分別為國務院地質礦產主管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地質礦產主管部門，但對協助部門僅規定為國務院、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2009修正）第三條：“……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由國務院行使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加強礦產資源的保護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零五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

綜上可知，各級人民政府有義務加強礦產資源的保護工作，同時省政府系國家一級行政區政府，故其意志對一般人而言具有巨大的信賴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2009修正）第三條：“……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由國務院行使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加強礦產資源的保護工作。勘查、開采礦產資源，必須依法分別申請、經批準取得探礦權、采礦權，并辦理登記；從事礦產資源勘查和開采的，必須符合規定的資質條件……”，由此可以看出，礦山開采必須由國家進行監督管理，政府及有關部門是批準及監督管理機關。非法采礦保護的法益在理論界存在爭議，但是結合該條來看，筆者更傾向于其保護的法益為政府對礦產資源的管理秩序以及國家對礦產資源的財產所有權。實踐中，由于采礦權手續辦理時間周期較長，而地方政府急于招商引資、發展經濟，常常允許企業邊產邊辦相關礦權手續理，甚至還存在邊建邊批、邊采邊批的情況。

周光權教授認為涉及礦產資源開采這類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行政“強監管行業”時，行為人因信賴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對開采行為合法性所出具的意見而陷入違法性認識錯誤的，屬于不可避免的錯誤，應當能夠阻卻被告人的責任。筆者也非常贊同該觀點，實踐中也存大量有罪案例，但也存在無罪的判決，比如（2017）黔26刑終223號判決書認定：“鎮政府對無證開采白泥的行為并未加以制止，而是以協調會的形式默許了該開采行為，如果將鎮政府的不作為后果強行施加于群眾，不但達不到刑罰的懲罰目的，更不可能實現教育群眾的目的，該開采行為不宜以犯罪進行追訴……”。

此外，是否陷入違法性認識錯誤還需要結合多方面進行分析，筆者認為企業因出于對政府的信賴而實施無證開采的，并且是在政府礦政管理部門監管下實施的，并未侵害礦產資源開發管理秩序，其信賴利益應受保護。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第10條的意見，在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判斷時，應調查核實政府及有關部門是否曾批準、支持企業實施無證開采，是否曾對企業的無證開采行為進行過制止，據此分析企業開采行為是否違法了政府管理要求。根據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從實質上判斷未同時侵犯上述法益時，政府同意的開采行為不宜按照犯罪處理。

刑罰有預防及懲治犯罪的雙重效果，該效果的達成依賴于法院做出公正的判決。每個案件均有其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論。非法采礦罪相關案件的處理需要綜合考慮民事、行政及刑法的保護法益，并結合個案的特殊背景綜合分析。政府同意的無證開采行為更是如此，從概括的角度而言，處理此類案件需以理服人。從實質性判斷的角度而言，做出懲罰與教育并重，“情理法”三點皆有的判決更能達到政治、社會及法律效果的統一。

作者介紹

楊嬌律師，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西寧訴訟部律師。在樹人律師事務所從業以來，主要從事職務犯罪、經濟犯罪以及礦業犯罪辯護業務。楊嬌律師親和耐心，致力于為客戶提供有溫度的服務。曾為青海省公路橋梁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易橋有限公司、青海嘉通偉業工貿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以及數名職務犯罪、經濟犯罪嫌疑人作辯護，取得無罪、不起訴以及緩刑等辯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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